简论中国古典诗词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西学东渐，谈论的都是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如何影响西方文学了解甚少。在中国数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不管朝代如何更换，经济繁荣或战乱频繁，因其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的文化理念，使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焕发出熠熠夺目的光彩，并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大影响。
    一、中西诗歌比较及其审美的巨大差异
    西方文学在由教会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除了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外，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这部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的巨著还显露了一线文学的生机。中国文学却在这近千年的岁月中，经历了唐、宋、元等几个名家辈出、文体大备的文学高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以雄浑豪放的边塞诗著名的高适、岑参和王昌龄，以诗画交融的山水田园诗闻名的王维、孟浩然，超逸不群、浪漫豪迈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诚挚峻健的“诗圣”桂甫，以及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等诗人，各自以独特的诗风争奇斗美，交相辉映。唐散文也有大的发展，韩愈的论述、叙事、兼长的散文，柳宗元的山水小品，以及苏轼豪放旷达的散 文，都丰富了中国散文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唐代传奇兼收散文、诗歌及外来文化的瑰丽想象而成，元稹的《莺莺传》等传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堪称绝妙。到了宋代，诗歌创作余兴未断，有留下近万首诗作的大诗人陆游，还有苏轼、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名家成就斐然。而更突出的是词的兴盛，柳永、晏殊、欧阳修、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以细腻柔美的抒情写景见长；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以慷慨纵横的壮志豪情感人心魄。元代兴起了杂剧和抒情诗的新样式散曲，并汉卿、白朴、马致远等均二者兼善。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元杂剧中的优秀之作，它们以新的手法和新的时代特征，给文坛带来勃勃生气，标志着中国戏剧创作高峰的到来。
    中外诗歌在要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及诗歌语言高度精炼集中、富有音乐节奏感等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和欧洲在语言文字、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众多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中西诗歌也有诸多不同。
    就其传统而言，西方诗歌的传统是叙事诗。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就是诗的语言叙述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在中世纪有著名的史诗《贝奥武甫》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武功，有《伊戈尔远征记》叙述俄罗期民族英雄的业绩。叙事诗在欧洲诗歌史上一直处于主要地位。而中国诗歌的传统则是抒情诗。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诗经》就是以“含蓄蕴藉”的写实抒情而著称的。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集《楚辞》是祭悼诗和倾诉诗，它充满了强烈的抒情性。此后的汉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 以其抒情性而引起世界瞩目。应该说这些差异是相对而言的。欧洲诗歌虽以叙述为主导方式但也不管抒情性。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抒情诗《破晓歌》就具有浓烈的抒情性，但其侧重点仍在于对骑士和贵妇人有偷情之夜黎明时分依依惜别的情景的描述，即抒情中包孕着叙述。中国诗歌虽以抒情性做为传统，但也不乏叙述性因素。《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汉乐府民歌就确有叙述性，但究其实，是以情景为依托，意在长歌，发其心声。
    就其题材而言，在中外写爱情人伦的诗中，西方诗大半以爱情为中心。因为西方人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说尽一个诗人的爱情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再则，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尚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所受教育也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契合，所以男人的乐趣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因此西方有“恋爱至上”的口号。而中国，爱情诗虽然很多，但中国诗中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和关于友朋交谊的诗作比男女恋爱的诗作要多。建安七子、李白、杜甫等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济兹和雪莱、魏尔兰和兰波等人虽过从甚密，而他们叙朋友乐趣的诗却极少。这是因为中国人侧重兼善主义，文人以仕宦羁旅为荣，“老妻寄异县”是常事；同时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地位低，难得受教育，所以男女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中国人是重婚姻而轻恋爱的。鉴于上述原因，西方诗以婚前恋的题材多见。“莎士比亚就是写婚前恋的的里手，他的诗剧中许多片断都颂扬了少男少女可歌可泣的恋情，他写的喜剧性好合和悲剧性离散殉情的篇章，无不惊心动魄。”普希金的抒情诗是写婚前恋的瑰宝。拜伦的《忆昔两分手》、歌德的《绿蒂与维特》等则是发离散之悲音的名篇。而中国诗则以写婚后之情者多见，且最佳者往往是惜别祭悼的诗。如北宋林逋在《长相思》中写道“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这种痛苦的呻吟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弦。
    就其表现手法而言，西方诗善于详尽的描叙，人物的容貌、体态、风采、服装都作客观描绘，重在形似，故多见长篇，给人一览无余之感；中国诗篇简洁含蓄，只写要点，廖廖勾勒，体貌自现，重在神似，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故以短诗见长。西方诗热情奔放，直率大胆，富含文思哲理，幻想奇特，境界开阔；中国诗人因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故中国诗含蓄深沉，若隐若现，鲜为哲理，境界狭窄，富阴柔之美。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是曾说：“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指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简隽胜。”朱先生十分精辟地提示了中西诗歌审美的特征的差异。
    二、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的传播及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中西文学不同的审美特征，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具有相互参照、取长补短的巨大空间。事实上，中西文学的彼此影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不过，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中西方化交流历程，使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如何影响西方文学则了解不多。
早在1298年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就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异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无尽遐想，而且在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对理性的追求和建立新社会的需要，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正统儒家重理性、重实践、重教化、讲仁爱、讲伦理道德、追求人类大同理想等等思想，把中国奉为文明之邦、礼义之邦和智慧之邦来学习。在持续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中，文学家们翻译介绍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或多或少留下了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1735年，法国耶稣会会员杜哈德在巴黎出版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巨著《中国详志》，书中收录译成法文的元曲《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小说，以及《诗经》中的十几首诗。1740年前后，此书又译成英文、德文和俄文，使中国文学在西方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761年，英国文人潘塞出版英国商人魏金森1719年翻译的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这第一部英译中国小说也相继被译成法文和德文。英国作家歌尔斯密在1760年创作的名著《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中，选录了很多孔孟老墨等诸子百家的散文。到了19世纪初，还有英国托马斯翻译的《花笺记》、法国锐慕萨翻译的《玉娇梨》等等中国小说在欧洲流行。总之，中国的戏剧、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在西方文学界都有传播。
    就这些翻译介绍的影响来看，中国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在西方先后被改编过数次：1741年英国作家哈 切特根据《中国详志》中原剧改编，并配以中国式歌曲，创作了诗剧《赵氏孤儿》，意在传达一种浪漫的东方情调。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根据《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此剧改两家世代冤仇为两个朝代的更替，变“忠”的题旨为“爱”的主题，宣扬两个民族的精神融汇与和解，赞颂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1759年，英国舞台上又出现了与元曲更接近的墨菲编剧的《中国孤儿》，该剧在布景、道具和服装等方面都尽量突出了东方色彩。此外，潘塞1762年出版的《中国诗文杂著》等等，也是中国文学影响的结果。
    在这个时期，除了直接模仿或改写中国作品以外，西方文学家们还十分关注与中国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内容，致使欧洲文坛相继出现了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托中国人之名写的各种文学作品。如英国散文家艾迪生和斯梯尔于1711年创办《旁观者》杂志，发表了不少背景或素材涉及中国的作品，艾迪生自己创作的《一篇洪水时代以前的故事》就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又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1721年出版的《波斯人信札》中，常常借中国旅行者之口对中国的弊政进行讽刺批评，并由此引出一系列类似的讽喻性“旅行书简”；法国作家达雄1793年出版的《中国通信集》、德国法斯曼的《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费费胡游欧洲书简》等都是其代表。与此同时，德国还出现了“道德小品”、“道德故事”、和“国事小说”。菲费尔的《寓言与故事集》、塞肯道夫的《命运之轮》、哈勒尔的《乌松》等均以作者所理解的中国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教育老百姓、劝谏统治者；魏兰受《中国详志》时介绍的《赵氏孤儿》等作品的影响，于1772年创作的“国事小说”《金镜》，假托小说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祥夫子”之手，通篇充满了富于中国哲理的对话，着力宣传孔子的“礼‘的巨大作用，以及重实践、讲恕道的理性哲学。在法国，伏尔泰1749年出版的东方小说《查第格》中，把“庄周鼓盆而歌”的故事加以改头换面，以抨击当时欧洲宗教和社会的恶势力；基勒脱采用《天文夜谈》的格式创作了中国题材的《中国故事》。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热”的余波所及，跨越德国文学狂飙突进时期和古典时期的歌德和席勒都受到过中国文学的明显影响。席勒于1795年和1799年先后创作过两首名为《孔夫子的箴言》的诗歌；歌德则对中国文化有过称久的注意的研究。歌德不仅欣赏中国的书籍，翻译中国诗歌，而且练习过中国书法。他通过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元杂剧《赵氏孤儿》、《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以及明清小说《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与儒学的“礼”、“义”、“仁”、“孝”等思想产生了共鸣，对“孔夫子的中国”赞颂备至。当然，歌德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是理想化的，而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他晚处的文学创作活动。从他1827年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中篇小说《五十岁的男人》，可以看出《好球传》的影响；1828年他写作与《赵氏孤儿》情节近似的悲剧《哀兰伯诺》（完成两幕）；1830年又发表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这组刻意模仿中国古诗格调的诗歌中，形式的简约严整、诗情的委婉含蓄和诗兴的飞腾灵动，使它堪称德国古典诗歌的佳构名篇，并成为中德文学交流的美好象征。
    继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坛产生持续影响之后不久，就在西学东渐大潮来势凶猛的20世纪初叶，西方诗人又对中国诗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掀起了一个“意象派诗歌运动”。其创始人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对前一辈英国诗人的诗作不满，立志改革，并通过美国东方学者费诺 罗萨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艺术与造型艺术相结合、音乐和绘画与文学熔为一炉的新精神，于是致力于中国诗的翻译。他1915年出版的《汉诗译卷》，引起了英美人对中国诗歌的极大关注。后来，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厄尔加盟，他们与英国诗人奥登、休姆、弗林特美国诗人杜利特尔、弗莱彻、弗罗斯特等一起从事汉诗翻译和“意象派”诗歌创作，维持了近十年之久。作为这场运动的成果，除了《汉诗译卷》之外，还有艾米·洛厄尔与埃斯考孚夫人1917~1921年合译的《松花笺》、庞德的毕生力作《诗章》（1915~1969）、艾米·洛厄尔1915~1917年编辑出版的3 册《几个意象派诗人》、奥登1930年编辑出版的《意象派诗集》等诗集。中国诗歌的生动形象、辞约义丰等特点被他们吸取来创造“意象”，他们的创作实践还直接影响了后来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大批诗人和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
自“意象派运动”以来，中国诗歌对西方诗坛的影响一直未断。有趣的是，正当中国的现代诗歌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发生着巨变，白话新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古典诗歌却在西方文学界大受欢迎，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诗人诗作备受青睐。1996年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教授出版了诗集《江山无际》，在诗人这部四下年诗歌创作生涯总结与回顾的集子中，处处都刻印着中国诗歌影响的痕迹，唐代诗人寒山的影响尤为明显。正是唐代诗歌那种诗画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风格为一代又一代西方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启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